中国的粮食安全与贸易中的“三高”问题

　　中国粮食产量屡创新高，但进口量却不降反升，一方面是由于国内部分粮食品种存在产需缺口而形成的“补充型进口”；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于国内生产成本上涨，与国外的竞争力差距扩大所引致的价差驱动型的“非必需进口”。伴随着国内粮食生产成本持续提高，在可用的国内支持政策、边境保护措施空间受限的情况下，今后中国粮食进口的趋势如何，粮食自给率的目标能否维持住？需要怎样的粮食安全新思维和政策调整？讨论和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在开放条件下树立正确的粮食安全观、优化国家粮食安全及贸易政策设计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食物与资源经济系余武胜、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天祥、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朱晶合作的文章“What Determines China’s Grain Imports and Self-sufficiency? The Role of Rising Domestic Costs and Varying World Market Prices”聚焦中国粮食安全出现的“三高”问题，并对国内生产成本上涨、内外价差因素对我国粮食进口和粮食自给率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及定量化的模拟分析。

　　文章首先在回顾中国粮食安全“三高”问题现状及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指出“三高”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推动了近期国内粮食安全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另一方面也对调整粮食安全思维、科学判断和预测我国粮食供需平衡趋势及粮食进口需求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各种模型大多是基于国内的粮食生产能力和将贸易作为国内产需余缺的调剂项来匡算与预测中国粮食的进口需求。这种做法在封闭条件下可能成立，但在当前“三高”问题的情形下则不然。在开放的条件下，价格成为连接国内外粮食市场的决定因素，即便国内粮食产量增加、产需缺口下降，但只要国内外价差足够大，进口数量也会不降反升。因此，开放条件下准确预测今后中国粮食的进口需求需要基于“价格差距”视角，而非“产需缺口”视角。

　　文章据此提出了一个基于国内外“价格差距”视角研究中国粮食进口需求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综合考虑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国际粮食价格走势及可用的边境保护措施（主要粮食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制度）的基础上，深入刻画国内外价格差异对我国粮食进口需求与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基于此分析框架，文章进一步采用2011-2016年的国内外相关数据及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 Version 9），并假定粮食国内支持政策维持在2011年水平不变，通过设置五种不同的国内外价格变化方案，分别模拟分析了不同情形下2020年中国四种主要粮食品种（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的进口数量，以及进口对这些产品国内产量与自给率的影响。具体而言，模拟分析的主要结果如下：

　　（1）在情形一（核心情形）中，假定2011-2016年的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和国际粮食市场价格走势延续至2020年，届时中国的小麦将出现超配额进口，进口量将突破1000万吨，相比2011年的基期水平增长近4倍；稻米进口量将逼近进口配额，相比2011年增长3.8倍；玉米进口将仍维持在进口配额以内，相比2011年增长1.5倍；大豆（没有进口关税配额限制）进口量相对于2011年将增长46.1%。在大量进口的冲击下，国内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均将下滑，粮食总产将减少近6000万吨，稻米、小麦、玉米、大豆的自给率将分别降低至92.8%、87.8%、93.1%和5.3%。

　　（2）情形二和情形三分别假定国际粮食市场价格走势变动与情形一相同，但国内粮食生产成本相较于情形一分别多上涨或少上涨1/3；情形四和情形五则分别假定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变动与情形一相同，但国际粮食市场价格走势变动相较于情形一分别多下降或少下降1/3。最终模拟的结果都显示，国内外价差越大（小），我国粮食进口量将会越高（低），突破进口配额约束的风险将会越大（小），国内粮食产量和粮食自给率下降的幅度也将会越大（小）。

　　总之，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今后如果任由国内生产成本持续增长，中国粮食进口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在可用的国内支持政策、边境保护措施空间受限的情况下，维持粮食高自给率的目标将愈发难以实现。据此文章得出的政策启示是：（1）国家粮食安全政策的目标亟待从产量导向转变为竞争力导向，应当注重降低粮食生产成本；（2）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亟待转型改革，应减少对粮食产品的市场价格支持，推动“价补分离”和国内农业补贴政策设计接轨国际规则；（3）未来维持粮食高自给率的唯一途径是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和提高粮食价格竞争力，需要通过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加大农业科研投资和公共服务供给等多种途径来实现《中国的粮食安全与贸易中的“三高”问题，来源：Wiley威立》。